台灣學生開始有使用書包的經驗，是日治時期隨著近代學校的設立而逐漸形成。書包與學生制服一樣，是學生身份識別的工具，書包裡可以放置符合殖民者教育理念的教科書，同時也能放入學生個人的物品，可能是日記，也可能是不被殖民者認同的漢文化刊物，所以在那有限的空間裡，交織著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範疇，既是傳遞新知識的工具，也是思想交流的橋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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